A股市场继续调整，蓝筹护盘，大部分指数普遍走弱，创业板指跌幅较大。国内监管趋严及去杠杆打压风险偏好，对国内股债市场均产生较大负面压制。对市场监管从严以及受去杠杆边际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维持低位。考虑股市短期调整空间已经较大，监管态度传递一定的积极信号，A股短期或有反弹，结构上略偏成长。本周的焦点当属穆迪下调评级。就在我国表示会向美国评级机构开放国内市场不到两周后，穆迪(Moody's)在25年来首次调降了我国的信用评级。不过，尽管穆迪的决定将加大吸引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这一全球第三大债市的复杂性，投资者表示此举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中国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境外投资者的渗透率依然很低，4月底他们持有的国债约为4240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国债总余额的4%。不过，随着我国政府采取包括“债券通”机制在内的措施、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这种局面预计会发生改变。债券通是一种能让外国投资者通过香港经纪商买入债券的机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我国的非金融性企业债务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0%，达到约18.9万亿美元。穆迪同时还做出了软化其对我国展望的决定，将其从“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还自动下调了26个评级与中国政府挂钩的国有企业的评级。许多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所受委托要求它们须投资于高于特定评级的债券。这次评级下调，令我国的主权评级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捷克相当。 穆迪下调我国信用评级对内部流动性影响相对较小，但我国加大力度吸引外资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努力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外汇储备规模庞大且外债很少，我国几十年来一直享有良好的信用评级。但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务快速膨胀（尤其是公司债规模），已达到开始侵蚀我国信用水平的程度，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增速料将放缓的情况下。穆迪在下调中国评级时表示，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大幅降至接近5%的水平。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7%，2010年时增速一度触及10.6%的近期高点。鉴于有较多证据显示中国存在债务问题，此次降级算不上令人吃惊。最近几个月，我国政府与世界各地投资者会面，希望引起他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兴趣。我国政府一直在向海外投资者（包括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逐渐开放国内债券市场。我国政府正寄希望于海外资本流入来抵消我国企业和投资者资本流出的影响。增加海外资本流入还将有助于提振人民币。最近几年，随着我国个人投资者将更多资金存放在海外，人民币承受压力。 穆迪下调我国信用评级还意味着我国内部的债务问题正在向外围传导。外国投资者可能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从而弥补我国信用评级下调带来的影响。而境内投资者不太可能因评级改变而抛售所持债务，而这一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境外投资者都着眼于长期。因此，面对评级机构对其信用风险的评估，我国市场所受影响较小。穆迪在其信用分析报告中写道，我国地方政府和部分国有企业所持的债务相当于间接主权债务，因为中央政府可能会为这些债务提供支持。这类债务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4%。我国财政部称，穆迪周三下调中国评级是采用了不恰当方法，且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我国政府表示，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并不承担责任。另外，我国政府今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监管手段来放慢借贷步伐，其中包括提高短期利率、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穆迪认为这些都是积极举措。不过，这些举措引发的市场波动凸显出中国政府面临的束缚：过快去杠杆本身可能会造成不稳定性。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绝不能因为处置风险而引发新的风险。 穆迪的举措凸显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一旦美国评级机构开始为中国国内债券评级，将导致一种我国国内评级机构和外国评级机构采取不同评级标准的双轨系统。我国四家主要国内评级机构之一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从未令中国的评级低于美国、日本或英国。该公司曾在2010年和2013年进一步下调过美国的评级。财政部表示，穆迪未能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9%，高于预期。财政部表示：“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清华大学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鉴于中国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紧、经济增长仍处于1990年来最低水平，穆迪的决定是“合理的”。他表示：“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债券违约可能会增加。”其中，公司债在中国债务总规模中占比最大，相当于GDP的164%左右。中国政府多年来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大举财政支出导致公司债激增。这些债务助长了钢铁、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导致无法偿付利息的僵尸企业数量增多。穆迪周三还下调了26家中国国企的评级。市场一直以来认为我国可能面临和日本相同的命运，即债务驱动的经济繁荣最终将换来长达数年的沉迷与停滞。至少中国和日本的信用评级在周三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下调中国评级后都成了A1。 为什么我国债务问题值得关注？因为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是由债务所支持的，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比较困难，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就相对较低。所以消息面所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惊人的经济表现难以维持，国家开始利用债务来推动经济增长。每个国家都有债务，为什么中国的债务会是个问题？因为我国的债务量很大，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已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和。尽管美国的经济体量更大，现在中国经济中的货币流通量比美国还多出了70%。中国迅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去年，高盛调查了55个国家自1960年以来的债务增长速度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例，发现到2015年底，在所有的信贷扩张中，中国排到了前2%——去年它的债务甚至升得更高。其他的大型扩张都发生在非常小的经济体内，其中一些国家基本上失去了对财政的控制力。高盛的测算还没有涵盖通常说的“影子银行”，这是一个缺乏监管的、缺乏透明的财务领域，不在传统银行业渠道之内，我国在这个领域的排名也是全球领先。去年，我国的银行贷款跳升了10%。但在同一时期，不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投资则增长了30%，这些投资中包括理财产品，这是一种投机性的贷款。 我国一半以上的银行债务都是国有银行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贷款。而且即便是债务最沉重的国有企业，银行也没有中断为其提供贷款。今年的前三个月，我国的经济增长强劲，但现在已经有了放缓迹象。贷款政策的收紧可能导致工厂关闭，工人失业，以及以前发放的贷款违约。我国的家庭和公司可能会开始把更多的钱偷偷送出国，进一步削弱中国的金融体系。我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应对这个问题，但即使这么大的金额也不是耗之不尽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可能意味着流入中国的美元减少，无法抵销资金流出，虽然特朗普总统已经不再使用他在竞选活动中关于美中贸易的那种说法。但如果贸易战打响，可能就会破坏公众对经济的信心。另外，如果中国住宅房地产价格暴跌，建筑企业和开发商可能就无法偿还债务，这也可能对银行构成冲击。面对这一情况，我国可以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其劳动力资源巨大，这可能会减少就业机会。我国也可以救助银行系统，但这可能会让借款人觉得政府永远都会出手拯救他们。所以我国政府眼下面对着一个复杂的经济难题：如何在既不扼杀增长，也不会引得不满的投资者走上街头的前提下，清除以债务驱动的投机。 为最近的借贷热潮推波助澜的，还有不透明且携带巨大潜在风险的投资产品。举个例子，前海人寿推出的一些经改造后变得更加吸引人的保单，看上去更像激进的投资产品，而非保守的人寿保险。其产品承诺支付比传统银行帐户高一倍多的利息，吸引到了大量普通投资者。为了把这些收益赚出来，前海人寿涉足了投机色彩越来愈浓的业务，投资于房地产、企业并购交易以及中国动荡的债券市场。中国最近正加紧行动，对充斥着这类产品的金融系统展开清理。前海人寿是困扰着整个系统的那种狂热投机的极端例证。这家创办于五年前的保险公司第一年只收到4000万美元保费。而其去年的保费收入达到了146亿美元。保监会于去年12月叫停了前海人寿的新产品，说该公司获准经营的是风险相对较低的人寿保险业务，实际上却在销售高收益债券。两个月后，该监管机构又指责这家公司误导了有关部门。保险商、信托机构、非银行金融公司、小型地方性银行以及其他未被严格监管或根本不受监管的企业，全都试图利用我国不断扩张的信贷市场赚快钱。它们的信贷活动已经占到中国总体信贷活动的一半以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上月表示：“每个企业，特别是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要有所控制。” 鉴于上述情况，越来越多的分析开始把我国和日本相比较。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战后工业复兴达到顶点，几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当时中国仍处在多年来经济管理失败后的恢复阶段。但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就在本世纪迅速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美国的头把交椅。像穆迪这样的机构对中国经济提出的一些问题，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面临的问题颇有相似之处。与日本一样，巨大的资本支出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到2010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年增长率的贡献达到近一半，1990年仅为三分之一。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远远超过家庭收入或是办公室租金的涨幅，是今日中国和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的一个共同之处。日本在泡沫的巅峰时期，东京住宅地产的价格在一年之内上涨了69%。日本的房地产投资者很快就为他们的热情付出了代价。到90年代初期，日本土地价格开始了持续15年的下跌。另一个相似之处是，1990年前后，日本人口看来注定会在接下来的15-20年里开始下降，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围绕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预期导致日本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恶化。同样地，联合国目前预计中国人口将在未来15年里即2030年代初见顶，随后将急剧减少。然而，对日本仍然非常有利的一个衡量标尺是该国已经是一个富裕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5年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4524美元，较中国的8069美元水平高出三倍多。在中国领导人要应对许多结构性问题之际，中国成为富裕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我国金融去杠杆旨在引导资金“脱虚入实”。那么什么是“实”？科技企业是否是“实”？亚洲科技初创企业今年吸收的资金有望达到564.4亿美元，相当于同比增长132%。领投者是中国科技业巨头，它们从更为传统的风投机构手中接过了接力棒。腾讯投了19家“独角兽”企业，超过风投公司红杉资本成为头号投资者，红杉投了13家。中国46家“独角兽”企业中，近一半都有“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技业三巨头之一或电商网站京东的投资。但数据情报平台CB Insights的数字显示，像全球其他地区一样，“独角兽”这一物种在亚洲也处于衰落中。去年仅诞生了17家“独角兽”，比2015年下降了26%，而且今年迄今诞生数量并未出现显著回升。虽然预计今年的投资流将大幅回升，但在2016年，亚洲像全球其他地区一样，投资兴趣显著下降。流入亚洲的风投资金萎缩至243亿美元，仅比今年截至5月5日的数字多50亿美元，与2015年的369亿美元相比也低得多。这与全球趋势相吻合。根据普华永道(PwC)和CB Insights今年1月发布的MoneyTree报告，2016年全球风投资金总体上萎缩了23%，至1008亿美元。硅谷首当其冲，去年融资额同比下降28%，至249亿美元，交易数量比2015年减少了21%。涌入深圳等中国热点地区的资金已引发了一些对市场中存在泡沫的担忧。 就外围来看，周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们在本月的政策会议上预期很快再次上调短期利率将是适当的，这一信号表明美联储可能在6月的下次会议上加息。在5月2-3日举行的会议上，几乎所有决策者还表示，支持今年开始逐步缩减美联储持有的、规模庞大的公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尽管投资人仍预计很有可能在下月加息，但会议记录显示，美联储制定利率的委员会“普遍”认为，这取决于经济是否能从首季的大幅放缓中反弹。特朗普在周二的预算案中预计，他的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方案）对收入的影响不仅仅是中性的。据预算案估计，政府收入还将额外增加2.1万亿美元，帮助预算到2027年实现平衡。不过，特朗普预算案引来多方质疑。例如，特朗普在周二提交的预算案中提议大幅削减教育和研发预算，而这两个领域恰恰能带动生产率攀升，在不造成通胀或利率攀升的情况下推动经济提速。特朗普的预算案侧重于削减赤字，这是基于预计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将加速增长，而通胀率和利率不会大幅提高的基础上的。在这一背景下，截至5月17日当周的最新数据显示，外国央行今年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升至2.92万亿美元，为2016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季度中国将美国国债持仓量增加290亿美元，至1.088万亿美元。 总而言之，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在2014年底以来的多次降准降息之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持续保持低位。去年资产荒，风险溢价被抹平，资金供应方出于风险收益比考虑，脱实向虚，表内投放也多为平台和房地产；而今年变化明显，实体经济资金供需两旺，当资产荒变成“负债荒”，风险溢价重新回归合理，实体融资线路更直了，来源更稳定了。近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推迟发债计划或者取消发债。到目前为止，央行缓慢抬高货币市场利率和银监会监管政策频出，意在金融去杠杆，对于信贷市场的影响还不明显。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不在于货币市场，而是应该畅通企业融资渠道、畅通融资链条。「页岩气概念股票」
